我心目中的龙应台
武陟育英实验小学张春红
很早的时候，就听说过龙应台这个名字，最初还以为是个男的，可当我得知她是台湾女作家时，猜想也一定如她的名字一样：刚毅，硬朗、豪气、严峻、犀利。可当我有幸读过她的“人生三书”：《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后，一个温情脉脉的女子、一个柔弱女儿的形象，一位温婉母亲的形象便镌刻心中。她专注于对生活的细腻体会，关注孩子的成长，陪伴亲人的衰老，体验生命的变动，都在这些文字里闪烁。
龙应台有众多标签：作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学者、教授，但她最在乎的，却是母亲这角色。在《亲爱的安德烈》封三，她如此简介自己：三十四岁第一次做母亲，从此开始上“人生”课，至今未毕业，且成绩不佳。
《孩子你慢慢来》一书中，我深深地记得那句“我爱极了做母亲，只要把孩子的头放在我胸口，就能使我觉得幸福。”正是因为这种温柔而细腻的爱，在教育孩子、陪伴孩子成长方面，她极其耐心，温情，洋溢着浓郁的母性意识。也正是因为这种爱，她愿意与孩子一起站在成长的起点，与生命的本质素面相对，做“最深刻的思索，最不思索的热爱”。她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等那个街边的小女孩，“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她五岁的手指”――母性的温情，如水般滋润流淌。
母子分别，四年后相聚，她尴尬地发现，那个叫安安的孩子，已经成了十八岁的小伙子，而她跟他，非常陌生，隔阂，无法沟通。这让她备感焦虑。于是，母子间约定通信，以文字为桥梁，连接心灵。这就是《亲爱的安德烈》的由来。三年多时间，他们就亲子关系、自由与责任、民族和国家、民主和公民、人生和成功、流行与经典、平等与正义、环境与生态等问题，进行了极有意义的探讨。虽然充满追问、争辩、反诘、质疑和交锋，虽然彼此并未完全认同对方，但他们到底因此而进入了对方的世界和心灵。安德烈在序言中坦诚，这些通信，“刻下了永远不会忘记的生活岁月”，也给了自己一个“份”——与母亲有了连结的“份”。
读完《亲爱的安德烈》，对东西方教育的差异，包括台湾教育与大陆教育，有了更多感怀和感慨。我们今天的教育，看似与国际接轨，可依然是“分分分考考考”，强调培养听话的乖孩子，强调所谓的精英教育。而台湾教育，非常注重民主、自由、个性，很小的孩子，就要参加各种选举辩论，相当有主见。龙应台曾说，儿子即使同路，也不愿搭自己的车，因为这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而作为母亲，她所能做的，不过是把自己看见的风光、经历的风雨，全部告诉儿子；不是作为经验教训，而只是为了让他经历体验。
因此，在龙应台温情的文字后，还有教育的智慧。宽容，耐心，理解，尊重，温情，细腻，对生命本身的怜悯与敬畏。《亲爱的安德烈》如此，《目送》也是如此――长长的路，慢慢的走，每一个母亲，甚至每一个人，都会从那个等待、引领的人，最终变成目送的人，话句话说，人生就是慢慢分离的过程。这是亲情的无奈，也是生命的必然。在《目送》里，她以温婉的情怀，写父亲的死、母亲的老、儿子的离，写对父母的怜惜和体恤，对孩子的挂牵和担念，还有自己的失落和放手、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从牵着孩子幼小的手、情意满满的亲情，到青春后期孩子与自己渐行渐远的背影，龙应台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儿子远行，父亲离世，两个背影，让她对生命中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有了深刻的理解：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这样的感悟，既有遗憾，也有坚定，既有失落和忧伤，也有毅然的勇气，让我们的心也跟着拨动。想起自己的孩子，一向独立，随着年龄增长，离我们，也就越来越远。无论是他母亲，还是我，有时想与他有所亲近，拥抱或爱抚，他会本能地拒绝，甚至，显露出不高兴来。他长大了，他读初中，然后又高中了。他有了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想法，也就有了自己的生活。“蒲公英年年都有，孩子那样幼小却只有一次”，仿佛只是一转眼，他已年少，再一转身，我已不再青春。看着龙应台的那段话，莫名的感触油然而生，混含着幸福和忧伤。
因此，读这些书，我们不仅能更加理解如何做父母，也能更加理解如何做教育――它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应该怎样去爱，它也告诉我们什么是教育，应该怎样去教育。爱是教育的前提，最好的老师，总是能将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对待。
“无情未必真豪志，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样的话，用在龙应台、龙先生身上，似乎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