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资治通鉴的读后感
《资治通鉴》是一本编年体史书，说的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通过对这本的阅读，我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历史朝代更替的故事。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思考，个人得出一些关于历史朝代更替，制度更替的结论。我认为，分析历史，不应该存在个人英雄主义，社会历史是人民群众决定的，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结论。为什么呢？因为历史发展具有其必然性，从各件事情的根本去分析，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必然发生。当然，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是由各种必然和偶然拼凑起来的。必然的是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以及随着生产力经济发展而需要不断完善的制度。这些事情是必定发生的。好像，为什么远中国会由原始母系社会的公天下变成夏朝的家天下呢？答案不是大禹多么强悍，多么能干，就算没有大禹，家天下一样会在那时的中华大地上发展，因为此时的生产技术已远远超过三皇五帝的时代，因为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性追求，生产力急需发展，急需提高，那就必须成立一个政权，结束各自为政，自给自足的年代，利用这个政权的强制性，组织人们一起合作劳动，一起建设社会各个方面，丰富人们的物质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素质。可以说，那时的人们需要一个家天下的政权，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家族政权去通知他们，组织他们一起创造价值，发展社会。所以，家天下在此时是必然发生的，谁也阻止不了，包括大禹本人。那么为什么这个王朝是姓夏的了，那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了。假如当年大禹夭折了，就是说没有大禹这个人了，就肯定会有另外一个人，做着跟大禹一样的事，最后建立家天下政权，而这个政权有可能就不姓夏。这就是偶然性。
我们再拿大家熟悉的秦始皇分析一下。我们说，为什么秦始皇能一三六合，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呢？是不是真的就因为秦始皇这个人雄才大略，或者说是因为秦国有像李斯，白起，蒙恬这样能干的***家，军事家呢？通过分析，很容易就得出了否定的答案。那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了，就是，当时，秦与关东六国不同，它的变法比较彻底，***上已基本建立起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制度，废除了领主制的农奴制度，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奖励耕织，促进了生产。就是说，秦国当时的生产技术要比六国高，生产力要比六国强，经济实力远超六国，秦国百姓的生活质量要比六国百姓高。之前已经说过，追求高质量生活，追求更好的享受，那时人类的本能，当时的人们也不例外，他们渴望能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渴望生活在能带给他们这种好生活的制度下，这样的社会下，这样的统治下，所以他们那时更愿意接受秦国的统治，所以秦国的统一是必然的，这就是所谓的人民群众决定社会历史。至于秦国暴政，那是秦统一后的事情，由于秦的强制过头了，在他们统一全国后，他们的统治，他们的制度，很快就变得不太合适当时的人民群众了，所以秦也很快灭了。可以说，没有秦始皇，没有李斯等人，秦扫六和的事情一样发生。拿秦赵长平之战为例，人们习惯把责任归到赵括的纸上谈兵上，归到赵王选将不当上，把功劳归到白起用兵如神上。其实，就算赵王不以赵括为将，秦国也没有白起这号人物，战争的胜利一样属于秦国，因为战争归根结底是经济实力的比拼，就算两军不交战，晾在那，那么需要消耗粮草啊，那么秦国生产力这么高，粮食储备远远高于赵国，那么就晾在那，最后赢的还是秦国。所以说，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至于，赵国以这样的方式输掉战争，秦国领军的叫白起，赵国领军的叫赵括，这些等等，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了。
我们还可以拿大家最感兴趣的三国，来分析一下。那为什么会有三国呢？《三国演义》序就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地主阶级做统治阶级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就是由贵族转化为庶族的时候要经过士族这个中间环节，因为士族他是一半象贵族，一半象庶族，为什么说他象庶族呢？因为他归根结底是平民，他不是贵族，这个象庶族。为什么说象贵族呢？因为他实际上世袭和垄断了仕途，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阶段的出现是必然的，何况到了东汉末年，士族地主阶级已经垄断了仕途，这就是占领了上层建筑，已经控制了舆论，这就是掌握了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了豪强，这就是把握了经济基础，这个阶级迟早要登上历史舞台，但是三国插进来了，三国是什么？我们前面讲过了，魏、蜀、吴三家建立的都是非士族政权，这我们前面已经交待过了，所以三国是插曲中的插曲。至于，那些什么诸葛亮，关云长，曹孟德，孙仲谋，司马仲达的风云人物的出现，和他们的某些故事，就是偶然性了。如果没有关云长，那么就或者会有一个长云关，干着跟关云长差不多的事。但是由于他毕竟不是关云长，两人或者性格不同，那么换成长云关，可能就在华容道口砍死了曹操。那么曹操那时死了，代不代表刘备或者孙权就能马上灭魏了，那肯定是不能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就应该这么分着，还没到合的时候。具体来说就是，魏国那时的实力是客观实在的，这种客观实在不受曹操个人是否存在而影响，曹操死了，曹丕就提前登上舞台，拿着魏国已有的客观实在，跟孙刘继续抗衡，其它以后的故事，也会类似地发生，只不过主角换成曹丕而已。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就是这种结合，构成了中国五千多年来这么精彩斑斓的故事。
所以，通过读历史，我们除了增加了个人历史知识的储备，我们还要学会思考，学会通过对事件的分析，得出关于社会如何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发展的结论。所以，读历史，提高了我们对社会事件的分析能力，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社会发展的形势与方向，有助于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获得巨大的成功。这就是唐太宗说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第二篇：《资治通鉴》读后感2000字
前些天放长假，多出了这么多的时间，我打算开始好好阅读下《资治通鉴》。今天浅尝第一卷，并且拜读了一下柏杨版的评说，倒不像是在读一本史书，而是“臣光曰”和“柏杨曰”两个***家的口舌之纷。
《通鉴》从魏、赵、韩三家分晋开始编年叙述。在司马光眼中，这是一个周道衰落，纲纪败坏的年代，三家能够堂而皇之位列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司马光借此欲阐述的是一种正统儒家的正名理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就是这种理论的核心。君臣之位，如天地不可易位一样牢固。所以，虽然微子有德，他不能取代纣这样的暴君；虽然姬重耳功大，死后不能隧葬；虽然齐、楚、晋、秦势强于周，不敢轻易取而代之。在柏杨先生眼中，这种极端的传统就是一种反动，在历史的潮流中一次又一次的被强权羞辱（宋为金所驱就是一个最大的讽刺）。而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恰恰需要这样的一种礼教和名器。混乱的价值取向，拜金的社会潮流，贫瘠的文化涵养，道德底线崩溃，导致国人在人生观中太需要一种共同的正统的思想来领导，并且给所有人以福祉。今天，西方文化占据着主流，接受的成本低，回报高。不要怪国人崇洋，而是“名不正则民手足无措”。
在时间顺序上，三家分晋之前的大事是智伯之亡。用司马光的形容，其人美须鬓长，射御力足，伎艺毕，巧文辩惠，强毅果敢，缺少的仅仅是一点仁君之德。最终，智伯帅韩、魏攻赵，为三家所杀灭族。战场中最经典的一个场面是，智伯决水淹晋阳，赵指日可下，他得意忘形而道“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过也”。听者有意，汾水可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一旁的韩康子和魏恒子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打算。唇亡齿寒，这不是把盟友推向敌营么？二家终叛，智氏遂亡。不过，从智伯的表现看，固然其是无德之君，我倒有点怀疑他的智力问题。此篇末，司马光遂展开关于才和德矛盾关系的讨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在我看来，司马光的思维简直就是最天真的二分法了。岂知，人性本来就包括善恶，一个好的社会和制度能够压制人性中恶的部分，发掘人性善的那面。过分强调品德，使很多朝代的根基毁于庸才之手。
读史书，让我对那一个时代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无比的好奇。比如豫让为刺杀赵襄子，“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聂政杀韩宰相侠累后，为不牵连其姐姐，“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一个血雨腥风，死士辈出的时代，无论是为义还是为利，都让我敬畏，因为无法接触到其内心世界，也许这也是中国史书的一种缺憾吧。
这一段历史还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吴起，背负“母死不奔丧，杀妻以求将”的这样一种坏名声，吴起仕鲁，大败齐军；投靠魏后，“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图谋”，“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后为武侯所疑，往楚国为相，南平白越（江浙，福建一带），北却三晋，西伐秦，强盛一时。可怜吴起英雄一世，最终还是死于非命，为楚贵族所杀，死前躲在悼王的尸体后面躲避乱箭。叛乱者后来因为射王尸也没有好的下场，死后复仇，我不禁惊叹于吴起的智慧，然后不免辛酸，这种将相全才，在哪里都是改变全局的人物，可怜英雄惹人妒，犹得后世读者怜。
正如唐太宗所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如果不能正视历史，摆不正与人民的关系，甚至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上，自以为是，肆意妄为，其后果轻则脱离人民，重则损害人民，必然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