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不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却是少有的有良知的经济学家。
…济学家是一个尴尬的称谓，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学家行使自由言论的权利时，总是受制于利益。反过来，每个人，每个阶层也都要为其言论在这个社会中的影响付出代价，而且这个代价是成比例的。
卢老师的特点就是能将利益限制降到最低，而支持他这份执着的是来自他对弱势群体“偏袒”的人文关怀与对经济学的哲学思考。有幸拜读卢老师的穷人经济学，故此抒怀。
穷人经济学这本书收集了卢老师这位儒雅的学者长期的书信，时评与随笔，行文灵动活跃，观点新鲜却朴实，完全没有学术论文那般晦涩难懂。内容上也没有特定的脉络架构，但可以捕捉到的两条线路是：一，以经济学视角分析弱势群体，不只是穷人，还包括弱势国家如中国；二，经济研究与价值判断的关系论述。
同样出身贫寒的卢老师对“穷”的理解比一般人要来的直接和透彻，他纯粹是出于本能而站出来给“穷人”说话争取权利。
穷人为什么穷？
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穷人穷是之所以是因为懒惰”的论据十分单薄。仅仅是第一次工业***遭遇巨变的欧洲农民就充分说明，更别提中国九亿农民。
弗兰克·奈特则以更现实的“出身，运气，努力”学说阐述了竞争性制度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积累的恶劣后果。出身最重要，运气次之，努力的作用最小。显然，奈特的论点极具说服力。而“环境说”则是为了掩盖“剥削说”而匆忙登场的，以致站不住脚。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相当明显：一是改革开放需要一部分人牺牲；二是入世以来帝国主义以资本和技术为手段的隐形掠夺。
“其实贫困并不是一定意味着个人财产的缺乏，世上最原始的人很少占有什么，但他们并不穷。贫困即不是东西少，也不仅仅是手段与结果之间一种关系。贫困是一种社会地位，贫困是文明世界的副产品，除非连同文明一起消除，否则我们将永远消灭不了贫困。”
我们不能说马歇尔·萨休斯在耸人听闻，应该放下过去经验的影响，理性后再讲立场。
文明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们先不考究，但随着文明的发展，“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进步的每一点成果都被“掌握实际权利的上层集团”所瓜分，而下层贫困阶层的“分裂”又阻碍了他们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促进改革的努力——即“改革冷漠症”。同时，贪污腐败的盛行，“政府越来越多地落入富人和权势人物掌握之中”，使得原来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更加刚性化，贫富越来越悬殊。
连马克思也承认资本这“肮脏的血淋淋的”东西推进人类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也没理由一直抹黑它，反倒应该了解它利用它。可是有资本存在必然会诞生私有财产，从而带来他们造就的不平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将这种不平等减少到哈耶克说的“先天差别所许可的限度”呢？让我们一起回过头来看之前提及的“出身，运气，努力”学说（其实后来奈特的学生布坎南又增加了“选择”）便明白了。上面的提问就转变成我们如何将“出身”的作用减到最小同时提供更多公平的机会使努力发挥最大的作用？无疑，答案是遗产制和教育。
罗素说：既然人们在历史上曾经怀疑***世袭制的合法性并取消这一制度，那么，我们今天也应该怀疑经济上的私有财产继承权并为取消这一制度而努力。
试想一下，富人的财产无法被子嗣所继承而不得不捐献给社会协助穷人接受教育，于是他们的后代又站在同一起跑线竞争，如此循环，却没有出现“君子国效应”，的确美好。但它因为处于精确，完全静止的天地而显得不现实。因此，我们应该在税制上做工作：如50%的遗产税，较高的起征点以及高的累进所得税率。而政府则将财政预算的重心放在社会福利：社保，医疗和教育。虽然弗里德曼对美国公立学校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在我国，公立学校却如荒漠甘露般珍贵，而且越多越好。教育产业化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在睁眼说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