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1903——1950)凭借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在世界文坛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可作为以奥威尔为笔名所出版的第一部书——巴黎伦敦落魄记却似乎没有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足够重视。公允地讲，跟动物农庄的辛辣讽喻和一九八四的直指人性比照起来，落魄记在写作技法和思想深度上确实欠了一些火候，但作为一名中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他一开始选择摸索和体验巴黎底层的生活，并以此为基础所作的一部传记式记录却值得关注。
好多评论家都把早期的奥威尔和萨克雷、劳伦斯作过比较，我对这两位文坛巨擘了解不深，自是不敢妄加评判，可我会想到狄更斯，他也是写巴黎和伦敦、写社会底层生活，写得如此真切、如此精湛，几近至善的地步，至少就所谓“批判现实主义”而言，这么评价他并不是简单的盖高帽。于是乎，一个世纪后再出现一个奥威尔，似乎意义不太大了。实则不然，狄更斯和奥威尔处在不同的两个时代，关注社会的方式也有显著的差异。前者是写实主义的，后者更像是一个充满奇幻的预言家，游走于人类社会和动物王国之间，目光伸延到半个世纪后的未来社会。可颇为有趣的是，正是写实的狄更斯，总是在小说末尾来上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更像是宣讲一种道德寓言；而正是奇思的奥威尔，却在虚拟的世界中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无比真实的世界。因此，奥威尔始终是立足现实的，取何背景只是操作手段的考虑，最终还是为了让这现实更加撼动人心、开启心智。而本就取自真实经历的落魄记，也就愈发显得直抒胸臆、富含揭示意义了。
在这部描写贫困生活的著名作品中，奥威尔向人们展示了贫穷的真正含义。主人公的霉运从所住的旅馆被一个意大利人偷窃开始，当时口袋里只剩下四十七法郎，这显然已经非常不妙了，“即便不是赤贫，也处于赤贫的边缘了”。聪明的读者或许能够猜测出，这必定是一个讲述生活水准每况愈下的故事，可却不曾料想，甫一开篇就会这般凄惨，不免要心生疑惑：后面尚有厚厚的几百页，居然真的能再798a穷下去吗？究竟还要怎样地存活？不错，奥威尔便把这种生活硬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拼死拼活地打工、当衣服、乞讨、接受救济……实在没的吃，就索性躺着不动弹，于是生活已不成其为生活，仅仅是保全性命而已。能将这种遭遇写得如此触目惊心又不失真实，非亲身经历所不能，所以说，奥威尔不单是观察者，更是体验者。这等生活，仅是依照原样叙讲已能令人多有慨叹，再经由奥威尔客观、深沉的笔触，自是格外地感动人心。
巴黎的日子虽说潦倒，可毕竟只是肠胃的受苦、身体的困顿，比较起来，英国的收容所对人的精神的囚禁和折磨来得更为可怕。由于制度上的不合理(在一个收容所只能呆一晚，而且在里面无所事事，以至于干活儿居然成了一种乐趣)，流浪汉和乞丐的境遇无法得到切实的改善，只能忍受着耻辱和乏味。“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们的痛苦根本没有意义，过着难以想象的悲惨生活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没有一种生活比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每天花十八个小时呆在屋里、走在路上更无聊的了”。而他们之所以承受这些惩戒，仅仅是因为当权者认定：务必要使下等阶层保持忙碌，否则他们就会变成滋事生非的暴民。实际上，奥威尔在这里已经开始从人的心理和意识角度考察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了，因为他注意到，对思想的操控远甚于对肉体的束缚，而这些思想在后期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跟后期的动物农庄及一九八四不同的是，这部自传式的作品不含有任何隐含的象征和讽喻，而是平铺直叙，有话就讲。有时，他似乎生怕读者还没彻底通晓自己的主旨，于是干脆打断所述故事，直接评头论足起来(这当然同所谓“元小说”的插入式议论是两回事)，甚至在最后几章整段整段地抨击对流浪汉态度的不公，并提出了自己在社会改良方面的建议，活脱脱一份社会调查报告，无怪乎批评家弗里德里克·卡尔声称，奥威尔作为新闻记者或社会历史学家的成分要远大于艺术家的成分，或者说，他在历史纪录和艺术创作中往往顾此失彼、不得兼顾。2页，当前第1页12 chr()chr()12